学位何用

国中有个怪现象。这也不能说,那也不能说,只有教育是软柿子,人人都能捏。你谈政治,新花社说你是“别有用心的一小撮”;你不谈政治,只是跟着大伙儿上街散散步,《人民日报》说你是“不明真相的群众”;你离政治躲得远远的,上网看看男女和谐生活图片,洗洗体味宣布“扫黄打非”;好,咱转到官家电视台,看个不黄无性的相亲节目,广电总局又跳出来骂“低俗”!搞得十二亿二千万非党群众,除了积极争取入党之外,能玩的游戏就只剩批评教育部门了——That’s the only game in the town。宣战部留着这个排气阀门,大概因为他们对教育部也是一肚子意见:教出来的学生一点共产主义思想都没有。宣战部不管,放手让人批教育,结果就是舆论把太多的社会问题都挂到了教育账上。无奈现在这位教育部长,连个忠委都不是(袁贵仁是重阳纪委会员),党内地位太低,他能干什么?

批得太多了,难免有人走火入魔。都说中国人有学位情结,其实不要学位的人有的是。据7月2日的《广州日报》,今年高考,陕西有位叫张皎的考生,因为不喜欢现在的教育,在每份试卷上只写了“破釜沉舟不破不立破而后立不生则死”十六个字,再加自己的考号和姓名。他的语文、数学、外语和综合四门科目的考分,理所当然都是零分。张皎说他想学比尔·盖茨,不要学位照样干大事。

《中国青年报》7月11日的一篇报道更绝。深圳梧桐山脚下有不少诵读四书五经的私塾。一位成都来的李女士说,她送孩子来读经,将来孩子没有大学文凭,但“毕业证不能保证孩子一生的幸福,而能力却可以。读了经的儿子现在不但满腹经纶,而且有很强的定力和思考力,未来也一定可以成为大师级的人物,而大师是不需要文凭的。”李女士相信,送孩子来读经是成全孩子的一种大爱。

比尔·盖茨被当作批判红朝教育的正面例子,实在被人用得太多。但引用的人很少意识到,盖茨虽然没读完大学,却是知识广泛、真正具备中学程度的。张皎童鞋够这资格吗?只怕未必。美国作家马尔科姆·格拉德韦尔于前年出版了一本畅销书《异类: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》(Outliers: The Story of Success,有中信出版社2009中译本,译者季丽娜)。格拉德韦尔采访了盖茨,详细询问了盖茨的中学生活,这里简述如下。

盖茨的父亲是富有的著名律师,母亲是银行家的女儿。小比尔天资聪颖,上学 boring ,所以父母将他移出公立学校,送入贵族私立学校。1968年,由学生母亲组成的“家母俱乐部”捐款为学校买了一套计算机终端——对于当时的中学,这几乎是闻所未闻的事;甚至很多大学当时还没有计算机。终端需要接入西雅图的计算中心,那时计算机时间很贵,母亲们捐的钱很快被盖茨他们用完了。正好华盛顿大学的几个教授开办了一家公司,其中一位也是该校家长,他让盖茨他们使用新公司的机器。盖茨家离华盛顿大学很近,他后来又在半夜人少的时候,去大学医学中心和物理系使用那里的计算机。

格拉德韦尔总结了一个“一万小时”定律:任何事要做好,写文章,绘画,拉提琴,等等,需要操练一万小时。他和盖茨一起算——根据还能查到的资料,在1971年,盖茨他们接入一家公司的电脑联线时间是1,575个小时——按这数字类推,当盖茨在大学二年级退学时,在七年(中学六年加大学一学)时间里,他在计算机上花的时间已经超过一万小时。格拉德韦尔问盖茨:上世纪七十年代,全世界多少青少年有他这样的编程经验?盖茨答道:如果满五十个,我会很惊讶。

盖茨或许没有学位,但是,如果没有那所贵族学校里当教授、当经理的有学位家长的人际网络为他提供信息和资源,他到哪里去实践这计算机一万小时?当计算机还在“石器时代”的1968年,换一所学校,有几位家庭主妇会想到给学生买个终端玩玩?

(顺便说一下,多次有人问怎么给《南周》写稿,其实不妨问自己:时间写够了没有?一万小时写到了,打猪草老农也能上报纸。记得四年级开始有作文课,一周两节,一个半小时。一年里四十周有作文课,一学年写六十小时。中小学读完,写了五百四十小时。再加上学年总结、闯祸后自我批评等等,总数大概六百小时。大部份人就停留在这里了。老农中学时作文至多算班里中等,但在中学之后,读了无数英文,也翻译了一些,十五年后再提笔写中文,文字上花的工夫应该有一万小时了。再是笨鸟,也飞到时间了,那就没办法了。)

《异类》这本书,承认“一万小时”个人努力的重要,但主旨是强调机运更重要。盖茨有他的机运。不是不能学,但也不易学。至于送儿子上私塾的李女士,则是在搞笑了。那些私塾不上数学课,据他们说,“在小学阶段,小孩子根本没必要去学数学,到了初中的年龄,小学课本上的数学知识用三个月就能自学完成,何必花上整整六年”。这些人大概以为当前的世界还在春秋战国时代,即使“死生之地,存亡之道”的兵者国之大事,也像《战国策》里的谋士那样,用天象打几个比喻就可搞定。今年2月8日的《南方人物周刊》有篇百岁老人周有光的访谈。老人说,文化方面,发展是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再到科学思维,而我们现在的思维方式还在玄学阶段。这就是例子。

当今之世,阐述问题,必须尊重几何,遵循逻辑。思维未受数学训练,基本就是个遇事只会叫嚷“感情被伤害”的废人。从那种私塾里出来,或许可以去国图学着修补古籍,借此看看古书的真实样子——读着简体横排的《论语》能成国学大师,老农是不相信的。不过,因为没有大学学位,这北京户口恐怕不好解决。

从上面讲的,读者大人您很容易猜出,老农是赞成你去拿那个学位的,如果还没拿到的话。不过,别误会,老农并没有什么“不读大学就不是人才”之类的意思(虽说从统计角度讲,有学位的人才肯定比没学位的多)。老农是说,拿个学位可以省掉很多麻烦。

摊开来不见得比手纸大的毕业证和学位证书,到底有什么用?证明你具有某一方面的知识?在今天的大学里,你或许根本没学到。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一份东东?

试问:唐骏为什么要买假博士证书?唐骏的本科是北邮啊。老农我要是考得上北邮,今天还在这里瞎扯淡?俺早该是中移动或联通里某个钱随便收收的高管了。本科牌子梆梆响,到美国后又在微软工作,唐骏要那个野鸡博士干什么?老农猜想,他是因为在日本没能把博士读下来,心里有个洞,怎么也要弄张博士证书来填填,哪怕是假的。

昨天(7月22日)的《南方周末》有篇报道,《富豪为何爱戴“博士”帽》。报道并没有讲富豪为何爱戴,但讲了胡润“中国富豪榜”里那些成功人士给自己弄来的形形色色“博士”帽。中国毕竟是个文明古国,钱再多,权再高,没文化,他心里还是有个大洞。这就说到学位的最大用处了——解决你一辈子的心理问题。

不谈那类求职时匹配雇主要求的事(或许你永远找不到完全匹配的),学位的最大好处,就是从此不再介意学位,让持有者可以放低身段而不必觉得自尊心真的受了损害。牛顿可以说自己只是在科学的海边拣贝壳的孩子;换个数学白痴讲同样的话,人家真当你是个只会拣贝壳的傻子。别轻看这点好处,它使你不至于很容易地滑入非得证明自己的无聊争论,一辈子下来,节省的时间和精力可不是小数目。

俺多次见到无学位或低学位的人,为了表明自己也是很有水平的,跟别人争的面红耳赤。老农从前也是这样的。直到开始给《南周》写文章,编辑说要写个身分,俺说写“打猪草老农”,他们嫌没文化。俺说写“中学程度”,他们又嫌平常。最后编辑说:还是“学者”吧,顾字思义,就是还在读书学习的人。老农很得意啊,咱也“学者”了!时间一长,居然心态也当真变了,变得平和了。

曾有男生在《南周》“自由谈”文章后面留言:“为什么每篇文章的最后总要写一个‘旅美学者’。难道所谓旅美学者就比我们一般人高一等?建议将这个取消掉。你的观点对不对与你的身份无关。”换了从前,老农肯定大怒:怎么,感情被伤害啦?你如果不自卑,只管我观点对不对(其实观点往往很难说对不对,但我们可以判断其推理过程是否尊重几何,遵循逻辑)就是了,注意身分干吗?现在,老农耸耸肩——旅美打猪草时学来的——如果没有实质性内容,随他去,不浪费时间。

曾有女士在老农网文后说:“你真是有贴必回,可是不上正路。我说的这书作者是世界一流经济学家,你比不了。……我这评论不急着回,学习好了,再回。”换了从前,老农肯定大怒:博士生做论文撞倒名家的,天下多的是,何况咱还不是研究生呢。俺只管他观点对不对,根本没在意身分。现在,老农笑笑,如果没有实质性内容,随她去,不浪费精力。

严格地讲,成熟的平和心态的养成,并不依赖于学位之类的身外名份。或许,梧桐山下的私塾里,真的会有几个孩子,纯粹靠着诵读圣贤之书,积累起强大的心理势能,足以抵挡世俗的成见。虽然不见得成为大师,至少也能自得其乐过日子。但是,绝大多数人,或许高达99.9%的人,不可能如此剽悍。人性很脆弱,别拿人性做试验,你输不起。与其今后一辈子跟人夹缠不清,自证聪明,还不如年少时混个学位。

当然,学位并不等于真实水平。所以,不管有学位还是没学位,如果懒得争取入党,那么在批评教育部门之外,不妨玩玩另一游戏——只玩一种游戏多乏味啊——把中学课本认真再读一遍,习题全部做一做,古文古诗通通背下来。花上几年时间,力争达到中学程度。

转,作者:吴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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